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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恒眼中的开放式街区》专题研究(一)——“你眼中的围墙”主题沙龙

发布日期:2016-06-02 09:47:04 【阅读次数:

摘要:【政策背景】  2016.2.2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开放式街区”政策出台后,瞬间成为行业内的热门话题,大家从政策、开发、规划、设计等多个角度入手,纷纷表达自己的精彩主张。

【政策背景】

  2016.2.2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开放式街区”政策出台后,瞬间成为行业内的热门话题,大家从政策、开发、规划、设计等多个角度入手,纷纷表达自己的精彩主张。

  2016年3月25日,由锐理地产网主办的“小街区时代的开发理念变革”公开课正式开讲。现场吸引了超过一百余位房地产、设计、策划、媒体等专业人士,共话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小街区”。会上,各方面专业人士就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解读,展示了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挖掘商业价值并提高住宅品质。

  【同时,国恒人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对于开放式街区的观点】

  2016年3月15日,国恒1号会议室,由总建筑师扈炜牵头、市场部发起的“你眼中的围墙”主题沙龙正式开始,副总建筑师朱宁、一院院长刘伟、二院院长张兴亮、二院总建筑师林涛、市场部总监林虹音等30余名前端方案设计人员参与讨论,表达各自对于政策的理解。


  总建筑师扈炜以国内外著名的案例进行解读,包括重庆磁器口、福州三坊七街、龙达古镇、萨拉戈萨、塞戈维亚、佛罗伦萨、米兰等开放式街区,指出开放式街区的设计最重要的是街道尺度的把握,10m-15m是比较合适的;同时,在街区设计当中还需要注意对人的把握,以人的行为尺度和心理行为进行空间设计才能够打造出被人们所接受、所喜欢的空间氛围。“开放式街区”是一个政策背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作为设计师,就需要在本专业范围内进行微创新,比如引入公共绿地空间、老人活动空间、儿童娱乐场所等,只要有条件设计师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更为舒适的居住环境。



  二院总建筑师林涛则认为“打开围墙”更多的是一个产权问题,而非单一的设计问题,对于老小区而言,打开围墙就意味着小区空间的城市化,而住户在购买住宅的时候是付了中庭景观的费用的,拥有使用权,这就对《物权法》提出了挑战,如何解决利益纠纷、如何进行事后赔偿都涉及法律问题,设计师在这方面能起的作用有限。



  二院院长张兴亮根据成都市的具体情况谈到,真正能够打开的老小区并不多,所以与其说是打开围墙,不如说如何新建一个开放式街区更为实际。而要打造开放式社区,则需要在社区理念、道路分级、空间尺度、停车方式、商业价值等方面进行挖掘——这就不是一个“打开围墙”这么简单的事情了,而是一个更为综合的话题,需要多方面进行综合解决,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一个“生活理念”的问题,开放式社区会带来邻里关系的重构,这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认知问题,需要逐步引导——换句话说,开放式街区在国外做的很多、很好,但在国内还需要一个时间来慢慢过渡。



  设计一院卿松则认为开放式街区在以前就有实际案例,当时是为了增加商业量,从而牺牲了一部分中庭空间给城市公共空间,但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住宅品质,因此开放式街区还需要从“规划”上下文章,没有源头,就不会有活水,通过牺牲业主权利而得到的城市发展是很难持续的。



  设计一院院长刘伟指出当前的“打开围墙”的政策还比较宏观,存在很多的可能性,因此还需要根据各地政府出台的具体细则进行研究,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的设计工作。



  设计一院王敏认为原则上应该“因地制宜”,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通过对当地生活形态、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然后制定相应的规划细则,指导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这样做要稳妥一些,如果只是看到国外开放式街区的好,而没有注意到国情的差异,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设计一院陈宇则从中国小区的发展历程着眼,通过对北京、上海、成都的城市现状进行调研发现,这项政策的施政范围比较有限,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但不能“一城生病、全国吃药”,而要区别对待,像上海大部分地区都是小街区模式,形成了“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肌理;开放式社区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比如私密性和领域感就会比较差,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都市的玉林小区则是居民自下而上推动的,形成了毛细血管式的路网体系,绿地、配套小规模的分布其中,层级分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交通混乱及安全问题;上海创智坊街区也是开放式街区的一个优秀例子,但在形式上过于模仿欧洲的街区围合,给特别喜欢“朝南”的上海人带来了一点困扰。



  市场部古云峰认为所谓的“开放式街区”首先需要界定清楚开放的程度,或者说,小街区的“小”的尺度是多少?在此之前有专家根据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居住小区的尺度应该控制在“200m*200m”,假设这组数据是合理的,以此推之可以发现,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住宅区规模都比较符合这一尺度;以成都为例,通过卫星地图测量可以发现:在三环路以内超过这一尺度的居住区并不大,粗略估计应该在10%以内——换句话说,对于成都市而言,能够打开的老小区并不多。



  设计一院吴纯奇则认为“打开围墙”给现有规范带来了挑战,比如消防通道的设计;同时也对小区的景观设计、客群定位、产品类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一个政策背景下,必然会带来更为细致的产品设计,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当下有一个“红线花园”的课题研究,利用红线左右的空间进行精细化设计,创造了丰富的城市界面,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设计二院曲一鸣站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从解决交通的角度来看,“打开围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成都市玉林社区的道路密度达到35KM/平方公里,而凤凰城附近的道路密度只有7 KM/平方公里,明显不如小街区,所以很容易拥堵。但是单纯的打开围墙也会带来社会问题,因为城市是一个“生人社会”,即使住在同一栋楼里彼此也很陌生,如果打开围墙,则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引起心理排斥,更不利于邻里关系的建立。所以在打开围墙的同时还需要在城市规划、社区管理等多个方面着力,才能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副总建筑师朱宁从历史的发展指出国内的小区模式是从苏联发展过来的,由于城市与农村存在户籍与发展差异,进而导致了城市大社区的出现,在一个社区内包括商业、教育、居住等一系列的生活需求;但后来随着城市的逐步开放,邻里关系变得不稳定,对原有的社区模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防护栏也逐渐从1楼到2楼再到6楼以上;国外的开放式社区由来已久,首先就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邻里关系,所以建设开放式街区不能只是简单的拆掉围墙。站在当下的角度来看,“打开为围墙”绝不只是一个设计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厘清前端的问题、站在社会的角度才可能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市场部总监林虹音指出“小区围墙打开”应该升级为“片区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参与进来,从人群的需求、城市的发展、邻里关系的营造等方面入手,来重新界定小区的规模。


  设计一院孙博文从国内外对比来看开放式街区,国外的城市已经相对稳定,人际关系也较为稳定,因此走“开放式街区模式”并不会带来当地居民的心理排斥;但在中国,城市还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邻里关系很不稳定,对面楼栋的住户每月、每年都在变化,很难形成安全感,因此还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这一政策。


  设计二院庞珊认为打开的不只是围墙,更是住户心里的安全网,如果没有相应的社区管理和心理引导,就会给住户的心理带来困扰,进而引发社会排斥,这对于政策的落实是不利的。



  设计一院杜晗宇则站在生活理念的角度来审视“打开围墙”,建筑师应该分清楚自己的专业界限,在自己能把握的范围内用力。这项政策的落实必然会带来街区式商业的大量增加,但居住环境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私密性,因此需要通过建立“综合性社区”的概念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位,比如以家庭为主的居住环境、以老年人为主的居住环境,通过产品形态来强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消除邻里之间因为围墙打开而带来的不安全感——以不同功能板块的组合来优化原有的生活模式。



  最后,总建筑师扈炜指出,首先我们作为设计公司需要关注国家政策的导向,因为这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其次,传统的围合式布局已经贯穿了大多数设计师的思考方式,这是很危险的——必须学会创新,虽然创新也有风险,但只要抱着谨慎的态度,在具有条件的基础上一点点的开拓,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再者,国恒也必须把“课题研究”这个版块抓牢、抓好,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研究方向、深入研究,争取走在市场前面。



  在这次会上,公司的建筑师们各抒己见,踊跃表达自己对于“开放式街区”的思考,大家不仅仅就设计论设计,更是站在社会、城市的高度来审视这一国家政策可能给市场、给设计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话题的设置、积极的思考、热烈的讨论都圆满达到了研发中心和市场部组织这次活动的目的;未来,国恒还将根据政策动向、市场发展不定期的组织相应的主题沙龙,去充分调动和挖掘国恒的建筑师们保持思考、坚持创新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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